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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山捐出孤本《楚辞集注》

来源: 北京文摘     2017年03月16日        版次: 03     作者:

    刘少山捐献楚辞集注、百川学海等宋元善本清单影印件照片(部分)

    刘植

    1972年,毛泽东主席以一部《楚辞集注》影印本为国礼,赠予来我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影印本的原版即宋本《楚辞集注》,是刘少山于1952年捐赠国家的众多宋元善本中的一种。刘少山无偿捐赠的宋元善本共26种427册,其中海内外孤本《楚辞集注》与《百川学海》两部是善本中之精品,价值连城。

    从“海源阁”杨家购得《楚辞集注》

    《百川学海》购自收藏家傅增湘先生,《楚辞集注》则来源于清末民初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山东聊城“海源阁”杨家。因避战乱,1926年“海源阁”杨家的第四代杨敬夫举家迁至天津。我父亲刘少山购进杨家宋元善本,发生在杨家将其92种宋元善本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未能赎回之后。

    那时我家与杨家虽同住天津,但两家相知不相识,古籍易主的中间人主要是青岛老报人伊筱农。伊筱农办《中国青岛报》时曾得到我祖父刘子山的资助,故二人过往甚密。他常住青岛,不过几乎每年都到天津看望我祖父,住在我家。每次他到天津杨家走动,杨家想卖书换钱,就托他询问我父亲意向。买书费用不菲,父亲需禀报我祖父,祖父认为古书应为国家之物,不宜私人收藏,因此起初不同意。伊筱农向杨敬夫转达了我祖父的意思,杨敬夫才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说日本人早已觊觎他手中尚存的古书,他不愿古书流失于日本而成为历史罪人,故想找一可靠人家转手。我祖父知道后甚为感动,随即同意我父亲买下了海源阁这批珍品。斥巨资购得古籍之后,祖父郑重叮咛我父亲,所购之书乃国家之宝,放在我家只是暂存,待盛世太平时,应“物归原主”捐赠给国家。所以,我父亲刘少山捐书的爱国行动,也是完成祖父刘子山的一个遗愿。

    珍贵古籍秘密运达上海

    杨刘两家相互约定,古籍易主不向外传,以防日人作祟。为遵守承诺以防不测,父亲收藏古籍之事,从不对外人说,即使家中也只有我母亲一人知道。天津沦陷后,因祖父在公园里用收音机收听抗日消息,后遭小人告密,日本宪兵突袭我家,带走父亲,并查封了祖父的收音机。为防止日本宪兵再来抄家发现古籍,故曾一度将这批古籍中最珍贵的几部存放于盛锡福帽庄财东刘锡三先生在天津的家中。母亲将父亲挑出的书籍用布包袱包裹,拿到刘锡三位于中国大戏院对面天增里的公馆。母亲说是自己的私房之物,放在这里藏一藏,刘锡三太太没有多问,只说她会放好请母亲放心。谁知到抗战胜利后母亲去取时,刘锡三太太从她的床下将那个包袱拖出时,只见外面积满灰尘还略带水迹,不禁大惊,急忙回家打开包袱,看到书籍完好无损才放下心来。

    1947年,祖父到上海看病,全家也分批迁至上海居住。1948年运送古籍时,为防止目标过大被人发现,这些古籍分两批从天津起运。一批是混在皮货等细软中,乘运输机平安地运抵上海;另一批放在一樟木箱中,樟木箱外面又钉了一个木条夹板箱,由“太吴号”货轮运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没想到船长电话告知我父亲,说这个箱子起吊时落地摔碎,父亲听后顿时脸色苍白,急令我长兄去码头查看,所幸只是外面木箱摔碎,一场虚惊让人唏嘘!书籍运到后,都存放于上海东莱银行二楼一密室中。

    1952年无偿捐给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感到该是“物归原主”、把古籍捐给国家的时候了。他考虑到这批古籍的价值,认为捐给中央政府为宜。于是找到原中央统战部政策研究所所长、亲戚贾铤,托他向中央政府转达决心捐献古籍的意向。通过贾铤的牵线,终于在1952年春,父亲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先生直接取得了联系。郑振铎问父亲捐献是否需要补偿。父亲明确表示,捐赠不为名利,故不必登报,不要政治待遇,不要任何报酬。

    1952年9月捐献活动启动。9月17日,郑振铎致函我父亲:“9月9日来函祗悉。先生能拨冗来京参加‘中国印刷发展史展览’预展,至为欢迎,到津时请通知我局,当派人赴津协助搬运书籍。”9月20日父亲参加预展,晚间郑振铎、王冶秋和王书庄在北京西四牌楼同和居招待参加预展各位嘉宾。随后,父亲接到文化部1952年11月4日发来的捐书收据。11月29日文化部来函:“承以所藏宋元善本书籍二十六种四百二十七册捐献政府,业经点收。兹随函附去中央文化部颁发奖状一纸,请查收为荷。”奖状是由时任中央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先生签发。父亲不喜张扬,奖状长挂卧室,故知道捐书之事的人不多,可惜这张奖状于“文革”抄家后遗失了。

    毛泽东主席赠田中角荣首相《楚辞集注》影本一事,使这部中国古籍名扬四海。香港《文汇报》详细介绍了该善本的出处,父亲捐书之事才陆续被亲戚朋友所知。

    (据《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