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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临时政府在华二十六年

来源: 北京文摘     2017年12月14日        版次: 03     作者:

    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1940年,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刘峙将军代表中国政府致贺。右为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

    1945年11月,蒋介石在重庆与即将归国的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告别。

    韩国总统文在寅12月13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前往重庆,引发各界关注。

    不久前,文在寅为光复节发表祝词时表示,2019年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也是大韩民国建国100周年。他将1919年“定为”韩国建国年份的言论,引发韩国上下热议。在韩国,究竟哪一年建国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文在寅此番主张韩国是1919年建国,而他的前任朴槿惠坚称1948年建国。而韩国前总统金泳三曾明确表示,韩国建国的法统之根源便是上海临时政府。

    重庆曾是韩国独立运动旧址的所在地。1919年“三一运动”(独立运动)之后,韩国首次在中国上海扎根并成立流亡政府。在辗转多地后,韩国将流亡政府搬迁至重庆,并于1945年在这里迎来光复之日。

    “上海时期”

    为日后奠定坚实基础

    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1919年,朝鲜境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三一”反日独立运动。此后,大批韩人流亡海外。1919年4月13日,流亡的朝鲜爱国志士在中国上海法租界宝昌路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制定临时宪法,由在美国的李承晚任总统。

    1919年9月,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吸收了汉城临时政府、海参崴的大韩民国议会政府,组成了新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20年12月,李承晚在上海正式宣誓就任大韩民国临时大总统。韩国临时政府在华开启了长达26年的抗日民族运动征程。

    在这26年间,韩国临时政府共经历了3个不同斗争时期,分别是“上海时期”、“移动时期”、“重庆时期”。“上海时期”被公认为是抗日成果最丰硕的阶段,这时期制定的内政、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政策与方针,为日后临时政府开展的抗日独立运动奠定了扎实的体系框架与基础。

    临时政府成立后,最先着手办理的就是创建两个秘密组织“交通局”和“联通制常设机构”,前者主要负责搜集和处理情报并筹集独立运动资金,后者主要负责团结朝鲜半岛民众开展复国抗日运动。在外交方面,临时政府积极向国际社会号召韩国实现独立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积极争取让各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合法地位。其中,外交成果最显著的一次是派代表团参加1920年在瑞士举行的第二国际大会(万国社会党代会),并在会上通过了“韩国独立承认决议案”,韩国临时政府也得到了万国社会党本部的承认。

    由于对抗日斗争路线出现分歧,临时政府内引发派系之争,时任总统的李承晚于1925年3月遭弹劾、被罢免总统职务。此后,金九逐渐在临时政府内确立了领导人地位,并于1930年1月创建韩国独立党。其实,早在“三一运动”前夕,已有大批韩国志士居住在上海,他们都把上海作为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重要基地,逐渐形成了小规模的韩侨社会,为临时政府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朝鲜著名的独立运动家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黄兴、孙中山等人关系密切,并资金支持中国革命党人,还联络各地的韩国人组织团体,开展独立运动。

    此外,上海还有很多独特发展革命的优势。首先是交通和通信便利,韩国临时政府可以借此与本国和海外独立运动人士联络。然后是上海发达的媒体系统,对于临时政府宣传自己的主张非常有利。再有就是租界的存在,特别是法租界是日本势力无法渗透的区域,这也是临时政府一直在法租界活动的重要原因。

    “移动时期”

    辗转中国各城市

    1932年1月8日,由金九组织和领导的韩人爱国团成员李奉昌在东京试图炸死天皇未遂。当年4月29日,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天皇生日宴,作为韩人爱国团成员的尹奉吉混入活动现场后,向会场投掷炸弹,当场炸死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和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此举震惊了全世界。蒋介石对此赞叹称:“连中国百万大军都做不到的事情,让一名朝鲜的年轻人做到了”,进而决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提供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援助。

    尹奉吉炸死日本高官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开始疯狂报复和打击韩国临时政府,甚至悬赏60万元缉拿金九等韩国抗日人士,致使临时政府从1932年5月至1940年8年间,不得不辗转中国各大城市,并逐渐将根据地移至中国的西南。这段艰苦的“避难”过程中,韩国临时政府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靠的是中国政府在财政和军事方面提供的大力支持。

    韩国前驻华大使金夏中在其中文著作《腾飞的龙》中曾这样介绍那段历史,“1910年被日本夺去江山的朝鲜半岛的爱国志士们,纷纷流亡到中国,建立临时政府并开展独立运动。在此过程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明里暗里的很多帮助。这些历史增强了韩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

    事实上,韩国临时政府初期,独立运动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夏威夷、美洲等地朝鲜同胞的捐款。但进入中后期,来自中共和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成为临时政府得以正常运转的主要来源。而尹奉吉炸死日军头目的壮举直接成为临时政府在华开展抗日运动的转折点,从此受到来自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量资助。

    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徐尚文称,尹奉吉义举之后,当年4月底至10月9日,中国社会各界向金九捐助的现金就多达2.92万美元,而中国政府也决定自1933年开始每月向韩国临时政府拨款。徐教授估测道:“将1941年至1945年8月期间的中国政府援助款换算成美元,相当于15亿美元以上。”

    “重庆时期”

    建成党政军体系

    1940年9月,韩国临时政府辗转到达重庆,自此结束长达8年的避难征程,在重庆落脚安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中国重庆政府的资助下,临时政府于1940年9月17日正式创建政府军队——光复军。至此,韩国临时政府正式具备了党(韩国独立党)、政(临时政府)、军(光复军)政治体系,并于1941年11月制定“建国纲领”,为日后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政府夺回领土、恢复主权、建设国家等各阶段目标和进程勾勒出总体框架。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还在华盛顿设立驻美外交委员部。1941年12月10日,临时政府以金九主席和外务部长赵素昂名义发表“对日宣战”声明。临时政府想通过此举获得联合国正式承认,并以联合国成员国身份参加抗日战争。

    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上,中国政府极力强调给朝鲜半岛独立的必要性,并最终将“战后朝鲜应该在适当时期实现独立”的内容写进了《开罗宣言》。

    (据《华声》 金惠真 王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