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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小平科学大会讲话稿起草始末

        吴明瑜先生曾任中科院政研室主任、国家科委政研室主任,参与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这个讲话非同一般,它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引起的轰动。

        鲜为人知的是,起草这个讲话,还经历了一场纷争。

        起草讲话稿前查阅马恩全集

        1977年5月邓小平复出,5月12日就约方毅和李昌谈话,24日又与王震、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两次谈话的要点是一个,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必须抓教育,一定要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之后他又一再讲,一定要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引进科学技术,要搞开放。他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否定了毛泽东钦定的“两个基本估计”(即“文革”前的1949年到1966年,教育界基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邓小平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无论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在场的“臭老九”听得欣喜若狂,由衷地鼓起掌来。当时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说:“8·8讲话,震动很大。”在这个会上,邓小平还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这就是中共中央9月发出通知,决定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背景。

        通知下发,就开始起草讲话,一直搞到11月。大会共有邓小平、华国锋、方毅和郭沫若4个讲话,吴明瑜和林自新起草最重要的两个讲话,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林自新后来说:“邓小平的讲话都是吴明瑜执笔的。”

        起草邓小平讲话的时候,他们研究了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的精神,还根据童大林建议,查阅了马恩全集第26卷。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观论》一文中有一段专门讲知识分子,马克思认为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学校教师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这就是在邓小平讲话中轰动一时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依据。

        起草华国锋讲话稿的时候,吴明瑜和林自新到中央党校请教胡耀邦。胡耀邦对科学技术一直很重视,他建议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科教建国问题。吴和林一听,觉得这个设想非常好,和邓小平讲话稿的精神一致。回来之后,就按照这个思路写了讲话稿。

        邓小平指示“一个字也不要改”

        11月,两个稿子写完。送上去之后,邓小平的稿子很快有了反响。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8年2月底,小平同志与于光远等人商谈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时说,国家科委替我起草的大会讲话稿,我看了一遍,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讲话稿中的意思多半是我过去讲过的,按照这个稿子讲是可以的。邓小平只在个别段落和字句上做了一点调整。

        邓小平的讲话稿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两个主要论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用了马克思的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是科技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科学工作中如何配备干部、怎么选拔人才、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方针等丰富的内容。

        邓小平认为第三部分也很重要。他有一次跟外国人讲,“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很重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1977年8月6日的科教座谈会上,他已表示,“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科学大会后也多次说过。

        但是,邓小平的讲话稿在高层讨论时遇到了阻力。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政治局开会讨论稿子的时候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毛泽东强调的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的提法,问这篇稿子为什么不用。

        方毅请示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在科学大会开幕前一天,新闻宣传口负责人吴冷西打电话来提了两条意见。一个是建议修改一处标点符号;另一个意见是,建议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吴、林认为,这个修改与原文有根本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是指知识分子全体,说“有了一支”,是指多大比例呢?小平同志讲话是从整体上肯定知识分子的,如果改成“有了一支”,就把这个重要命题改了,就偷换了概念。吴明瑜、林自新向方毅汇报了这些看法。

        方毅立即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样。

        华国锋讲话稿另起炉灶

        为华国锋起草的稿子一直没有回音。直到科学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然没有任何音信,方毅和吴、林急得不行。突然,讲话稿下来了。一看就知道,吴、林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用,讲话稿另起炉灶。这个稿子出现了他们熟悉的句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讲话稿还强调说,要帮助和教育大多数知识分子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疑,这仍然是“两个凡是”的印记。

        另外,邓小平的讲话稿一开始就说: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而华国锋的讲话稿一开始就问: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搞资本主义现代化?

        同一个大会的讲话,在重大问题上却出现两个基调。好就好在,当时风头最劲、威望最高、说话算数的,显然是邓小平。党心、民心都站在邓小平一边。邓小平讲话,实际上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3月18日,期盼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人已经泪流满面。

        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来开会的时候70多岁了,听了邓小平讲话,老泪纵横。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说,我82岁了,从今天开始要当28岁来过。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说,邓小平讲话把过去许多争论都解决了,大家都可以放心干事情了。

        (综合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  

  • 1978年 从喇叭裤开始的新生活

        喇叭裤

        1978年,易中天在武汉大学读书。当时社会上流行喇叭裤,也流行老师拿着剪刀守在校门口剪学生的喇叭裤腿。在某些人眼里,喇叭裤代表没落腐朽,是资产阶级的裤子,穿喇叭裤,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当“问题青年”的喇叭裤在武大校园里流行,校方高度警惕,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很快,便有学生在那条标语上加了一句话:“请问:什么裤能吹响?”

        当年《大众生活报》记载:上海某服装厂做了几万条喇叭裤,男不男,女不女,怪模怪样,又难看,又俗气,甚至从背后看已经难以区分男女了。“因此,领导批示不准出售。”

        歌手艾敬在她的《艳粉街》里记录了这一幕: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游街,他的裤子已经扯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捉摸。可年轻人却认为这就是酷,是美。

        20多年后,作为学术明星的易中天在大学演讲时说,改革开放头十年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广东。

        上世纪80年代,路透社惊呼: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如果换成中国特色的表述,那就是:在中国,服装也是生产力。

        轧马路

        1978年,时年34岁的苏州市民褚崇禧得到新生——曾因读了一位好友评点时政的文章而身陷囹圄的他,在这一年得到平反;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姑娘侯惠惠。

        第一封情书让褚崇禧绞尽脑汁。怎么称呼对方,他犹豫了好久。 按照之前的惯例,就算是写情书,抬头也只能称呼尊敬的某某某同志。“文革”期间,情书上更是千篇一律的“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之类的话。最终,褚崇禧大胆以“惠惠”相称,甚至在信中提出,等惠惠晚上10点下班后,相约在一座小桥旁见面。他心里忐忑不安——在当时,男女青年私下约会是一件被人看作无耻和堕落的事。谈恋爱像搞地下活动,女孩子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见前面有人,赶紧下车,低头红脸。 褚崇禧和他的惠惠在公园里约会,手拉手轧马路。“轧马路”这个词在那一年里流行起来,马路上的恋人们像春草一样疯长,把革命轧成一团泥。

        烫发卷发

        “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女人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这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对中国的报道。

        1978年9月,北京著名的四联理发馆重新开业。开业那天,排队的人差点把理发馆挤爆。馆里最扎眼的就是四台电烫机。几家国外电视台的记者赶来采访拍摄。

        此前烫发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情调,只有个别演员或参加外事活动的人员,才能持介绍信到理发店烫发。据说,允许四联恢复烫发,是经过中央领导特批的。当时,京城乃至全国仅此一家。

        后来,烫发流行全国,有的理发店内贴了标语:不卷不要钱。

        (摘自《直言:1978—2012中国话语》 刘青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