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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华的三剑客与四剑客

        清华大学名人辈出。近年来,对清华校园早期流风余韵的书写日益增多。仅就20世纪30年代清华园“三剑客”、“四剑客”的故事,即已版本繁多。

        “三剑客”的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的“清华三剑客”,指周培源、陈岱孙和金岳霖。1993年,钱伟长在纪念周培源的文章《一代宗师》中说:“在全校百余名教授中,有三位30岁上下的青年教授,他们的才华学识、风度气质,深受同学们的爱慕,尊称为清华的‘三剑客’。其中之一就是物理学系的周培源教授。”

        周文业在《清华名师风采·理科卷》中称周培源与陈岱孙、金岳霖,被称为清华“三剑客”。

        曾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在《陈岱孙一句话助我下定决心》中说:“他(陈岱孙)与叶企荪、金岳霖三人一起,同被戏称为‘清华三剑客’——三位单身贵族。”这就使得“清华三剑客”出现第二个版本:陈岱孙、叶企荪和金岳霖。

        2015年,黄发有根据常风2000年在《山西文学》第九期发表的《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又提出“清华三剑客”的第三个版本:常风、钱锺书、许振德。这个版本源自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邀约钱锺书和常风游玩颐和园等地,颇为尽兴,因为头一年看过《三剑客》的电影,故许振德戏称三人为“三剑客”。

        “四剑客”之说的缘起

        最早提出“清华四剑客”的是季羡林。1994年1月11日吴组缃去世,2月2日,季羡林撰写《悼组缃》。文中写道:“当时我们在清华大学读书,岁数相差三岁,级别相差两级,又不是一个系。然而,不知怎么一来,我们竟认识了,而且成了好友。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可以说是清华园‘四剑客’。”鉴于季羡林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清华四剑客”的说法迅速风行。2001年,季羡林撰《忆李长之》坦诚写道:“我同长之往来是很自然的。但是,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同中文系的吴组缃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经常会面,原因大概是我们都喜欢文学,都喜欢舞笔弄墨。当时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

        孙玉石《“相见匪遥 乐何如之”——林庚先生燕园谈诗录》文中,提起林庚的一首诗《寄故园友人》:“林先生记忆特别清晰,告诉我说:这是自己离开清华的时候写的。当时自己,离开了清华大学,没有被清华留下,心中颇有些不平。这首诗,写的就是自己这样的一种情绪。故园,指清华园;友人,指李长之、季羡林两个人,他们比我晚两班,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说:‘当时您们三人被称为清华三剑客。’先生笑了,‘是的’。”文中记录的时间是2004年2月22日,此时林庚已94岁,所谓“清华三剑客”倒像是孙玉石诱出的一个称呼。孙称“清华三剑客”,恐怕是从前读了季羡林《悼组缃》,误将早年的“四剑客”记成晚年的“三剑客”。在《悼组缃》中,季羡林提及“幸好我们这清华园‘三剑’(长之早已离开了人间)并没有颓唐不振,仍然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耕耘,虽非‘志在千里’,却也还能‘日暮行雨,春深著花’,多少都有建树,差堪自慰而已。”

        当年并无“四剑客”之称

        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四人中有三人是转系生,在短短几年创作大量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作品,日后皆成文史大家,这一人才现象值得学术史研究者注意。但从史料出发,1930年代并无“清华四剑客”称呼。

        由此,关于“清华三剑客”称号的来源,已不言自明:20世纪30年代,这些清华学生深受《三剑客》(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的影响,私下曾以这样的称号互相标榜或冠给老师,但在彼时彼地,并无任何文字证据表明当日曾有这样的“剑客”称呼回荡在清华园中。数十年之后,有人追忆起当年清华园读书生活,为彰显往昔的流金岁月,纷纷提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剑客”、“四剑客”之说。而后来的文史研究者习焉不察,将这些头衔当作可靠的文史材料。

        顺便说一句,近年一些说法如北大“中文四老”、“清华四才子”(陈铨、张荫麟、李长之和钱锺书或张荫麟、夏鼐、吴晗及钱锺书)等也颇为流行,实则彼时彼地根本没有那样的称呼。其中即使部分出自研究者的概括,不少也名不副实,如夏鼐和钱锺书并无交集,李长之与陈铨更是隔代人物,将他们强拉一起并称并不妥当。品评历史人物使用四贤、八骏、十才子之类的诨号,固然吸引眼球,但悖谬史实地乱安头衔则适得其反。

        (据《文汇报》 尧育飞/文)  

  • 刘半农禁止女生跳舞

        写下浪漫情歌《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刘半农,在主持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期间,曾明确规定,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1931年2月9日,他曾亲自为之拟定布告,称“现在本市各饭店所设公共跳舞场,大都流品不齐,空气污浊,决非青年学子所应参加。兹特严重告诫:诸生务须自惜羽毛,绝不涉足;如有故违,一经查出,立即除名。”这样的校内“禁舞令”,可谓严格,引来学生及各界议论,也在所难免。

        1931年4月1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了该报记者就“禁舞令”一事专访刘半农的内容,在访谈中,刘不但谈到了对女生跳舞的看法,还谈到关于女子称谓“密斯”的看法。他的这些看法,都被该报统一以《跳舞与密斯》为题,刊发出来。

        面对报社记者,刘半农明确道出“禁舞”理由,他说,“跳舞为娱乐消遣之一种,余虽不主张积极提倡,而无一概禁止之意。唯近来平市各舞场,空气太坏,往往容易引诱青年,入于浪费、虚荣、旷时、耽欲之迷途,或竟至造成悲惨之结果。此等舞场,欧美都会中亦有之,然自爱者,决不涉足。余为爱护青年及徇各生家长之请求,曾于一月半以前,布告禁止学生舞场跳舞。盖雅不欲今日中国之大学生,仅成其为一对对跳舞之所谓摩登青年也”。刘半农在访谈就女生跳舞与女子称谓问题,表达了明确态度,即因“风气太坏”而禁止女生跳舞,另“为保存中国语言之纯洁计”而主张废弃“密斯”称谓。

        如今看来,女大学生是否出去跳舞,或者是否用英文称谓,根本无人在意,更谈不上什么明令禁止与废弃之举。但是,这是在八十余年前的旧都北平,刘半农这一爱护学生的立场与举动,并不算特别过分。事实上,当年因在公共跳舞场内发生的种种纠葛事件,屡屡见诸报端,骗财骗色、情场争端甚至情杀案时有发生。就在刘半农的“禁舞令”公布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内,北平市政府也开始大规模取缔跳舞场。北平的全民“禁舞令”业已开始酝酿,并逐步见诸报端、颁布实施。

        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因病猝死。这位时年仅44岁的早逝学者,在学术上的未竟之业还有很多。他多次参与诸如“跳舞与密斯”这样的社会问题论争(后来还曾参与“女性”不能替代“女人”之争),为社会事务投入的个人精力与时间过多,更为他的早逝平添了几分遗憾。曾为同门师兄弟的鲁迅,在刘半农死后所写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

        (据《今晚报》 达森/文)  

  • 隐语掩饰的官场贪腐

        所谓隐语,说白了就是行话。从官场、科场,到市井各行,乃至于江湖,都有流行于圈子内的行话,大多不为外人所知晓,有时甚至带有黑话的性质,又当属于江湖切口。

        一

        明清两代的江南,乡民言谈,时有“来三”之语。清人王有光撰写的《吴下谚联》已经有了明白易懂的解释。

        据说明朝末年,有一个地方上的学台,在当时的正式官衔叫做提学副使或提学御史,是专门负责一省秀才的录取乃至考试的官员。此人生性贪婪,一上任就派人在外面招摇,声称要成为秀才,必须付白银三百两,显然就是公开叫卖科名。

        当时有一个想买秀才的童生,入场考试时就被安排坐在“来字三号”,言外之意即“来三百两白银”。考试结束后,童生急忙如数付上银子,发榜时,得以荣中秀才。从此以后,凡是考中者,都用隐语称为“来三”;若是不中,则称“不来三”。

        二

        还有北京板爷所说的“一吨”、“一方”,其实属于数字隐语,也是渊源有自。蒐集各种史料记载,这种数字隐语,至迟在宋代就已初露端倪。

        宋朝人以“千”为“撇”,以“万”为“方”,不乏其例。到了元末明初,这种采用数字隐语的方法,仍然盛行于官场。如明初出任苏州知府的张亨,就将得钱一万,称为“一方”,而将得钱一千,改称“一撇”。

        至明朝正德年间,太监刘瑾擅政,贿赂公行。凡是官员向刘瑾行贿,说馈赠“一干”,即为“一千”,说“一方”,即指“一万”。此类以“万”为“方”的例子,从明代颇为博学的大学者焦竑的口中,同样可以得到部分的印证。

        古代中国官场好比庙堂,庙堂语言原本以雅致为主。不过,当官场贪贿成风,且贪官又不愿轻易让外人知晓自己的秽行时,隐语随之在庙堂流行开来。这可以视之为庙堂语言的江湖化。

        三

        明末崇祯年间,崇祯帝惩治贪赃甚严,于是官场行贿就不得不借助于隐语。如当时浙江仙居县知县过周谋,与掌管官吏考核选拔的吏部官员熊文举是同乡,曾派两位精干的仆人入京,谋求升迁。他在给熊文举的禀帖中,有下面一段话:“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兴必有名世之数也。”这显然是隐语,意思是说我已将五百两银子送到你父亲的宅中。这则隐语的出典为《孟子》,书中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不过是将“五百”数字隐去而已。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清朝末年的官场。如吴趼人所著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一位官员为了求人办事,送上一千两银子的票子,再附上一信,信中云:“附呈千金,作为打点之费。尊处再当措谢。今午到关奉谒,乞少候。云泥两隐。”

        上面所谓的“云泥两隐”,原意是说云在天上,泥在地下,两者的地位相差得很远。此处以云指收信之人,泥指写信人自己。两隐,指把收信人和写信人的姓名都隐去不写出来,只有两人各自心里明白。这是因为信的内容有关碍,恐怕一泄露出去,引起麻烦,所以就用这隐名的方法。(据《北京日报》 陈宝良/文)